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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俭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12年4月，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北京发起了以“节俭费用，推广西学”为宗旨的留法俭学会。该会成立后在北京建立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到1916年6月，该会共组织了两批共80人到法国留学。

辛亥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吴玉章被迫流亡国外。1915年5月，在他们的支持下，华工组织成立了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宗旨的勤工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先后在北京、保定等地设立了三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很快推向全国。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由吴玉章亲自倡导和领导的。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在吴玉章的影响下，召集社会名流，筹集经费，在重庆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邓小平经过在学校一年的学习，顺利通过各项考试和检查，于1920年8月21日与80多名川东弟子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在这里改乘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驶出吴淞口，开始了赴法求学的漫长历程。

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后，欧洲开始出现一派萧条的景象。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法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中间阶段，伴随工业由战争到和平时期的转变和百废待兴局面的到来，经济状况也是凋敝不堪，经济结构暴露出严重的不合理。由于工业原料缺乏，许多工厂相继全部或部分停产，加上一批军工企业的关闭，致使法国失业工人剧增，就业格外困难。同时，由于战后法国政府迭加新税，法郎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工作非常难找。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持有的中国的学历证明资料在进入法国高等院校时不能被接受，他们的法语口语还不能应付学习的需要。大部分人想到巴黎那些雇用大批外国工人的大型工厂去打工，如巴黎南郊的比顿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儿打工度过的。在那里，邓小平与其他勤工俭学的学生同甘共苦，非常亲密地住在一起。但中国人即使是在那些较好的大工厂打工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他们处于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许多人由于政治的原因或社会的原因加入到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600名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由于冬季到来又失去工作的几乎又有做工人数的四分之一。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能住在贫民窟里，有的则合租房间，自己动手做饭。平时吃面包加卷心菜或洋芋，因为价钱太高，连西红柿也不敢多买，逢年过节或遇上喜庆的事，能吃上腌黄瓜、香肠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这些学生因为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有的人长久躺在潮湿的花园草地和地板上，导致腿脚肿胀，行走困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病死者就达61人，送医院就医者有80余人。这些病死者和就医者，都是住在巴黎及其附近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人数占当地勤工俭学学生的五分之一。

这时，邓小平家中也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得邓小平等原想出国留学的理想化为泡影。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勤工俭学的费用，1922年6月，在周恩来的倡议下，由邓小平负责主持，在巴黎开办了一间“中华豆腐店”。在豆腐店里，大家轮流推磨豆腐，干得非常愉快。大家你说一个笑话，他哼一个小曲，其乐融融。周恩来还吟起了古人的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小平则和起下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后拍手叫好。

邓小平热情好客，很有组织能力。这间具有东方风味的豆腐店，很快吸引了法国人，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店里决定用定时供应、售完为止的措施限制销售。在邓小平和同学们的努力经营下，豆腐店的销售品种不断增加，由单一的豆腐扩大到豆浆、豆腐脑、豆腐干、冻豆腐、臭豆腐等许多品种。就这样邓小平开店卖豆腐，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饮食和学费，也为当时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活动经费，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在邓小平等学生离开巴黎后，旅法华侨接管承办了豆腐店。这个店后来有了很大发展，驰名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