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命涌动着彷徨,教育遭遇着迷失。于是,我们需要追溯,我们祈求回归——生命化教育。
记得2005年,2月2日,厦门大学一在职博士生上吊自杀;5月7日,北京大学一姓冯的数学系博士生坠楼死亡;6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一博士生从11层实验室坠楼身亡;8月20日,上海一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孟懿从7楼跳下,永远离开了人世;9月14日晨,36岁的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正研究员茅广军跳楼自杀身亡;10月10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王然从三层病房的洗手间跳下……“密度”之高,令人咋舌。
类似这样的例子,几乎每天都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已经不再是发生在极个别地区的极个别事件。面对频繁发生的悲剧,我们的家长、老师、教育工作者纷纷惊呼:“我们的孩子究竟怎么了?”与此同时,全社会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教育领域:对待生命教育,我们包括学校和家长给孩子了些什么?
有调查显示,当问及小学生“如果遇到被同学打会作何反应”时,有45%的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打他”。孩子给出这样的答案,让很多人尤其是让学校的德育工作者始料未及,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也许责任不应该完全推给涉世未深的孩子,因为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从来没有认真地跟他们讲过所有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便永不可获得。
其实,学生上述的种种行为,不正表明了我们的教育对生命的漠视,反映了我们的教育“目中无人”吗!在这种“目中无人”的教育中,学生学会了如何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可是,他们却无力承受生活的挫折,无法理解生命本身存在的意义,既不尊重他人的生命,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现代教育体系中生命教育的缺失,才造成了一系列家庭的和社会的悲剧。由此,学校和家庭都要加强对孩子进行有关生命的教育,让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抱尊重和珍惜的态度,培养他们对社会及他人的爱心,使他们在人格和心理上获得全面的发展。
作为一名老师,我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不仅仅要传授学生知识,还要教育他怎样珍惜自己生命,以及关爱其他人!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的两次爱情都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这是当时阶级角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对德·雷纳尔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第一次占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于连则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因此不惜去骗取她的爱情。
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扑。于连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连那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细节的真实,但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作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动、周围环境交代过去,而对其内心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惜笔墨,爱情心理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作者在于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写揭发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三页,而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细致描写。德·雷纳尔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也令人拍案叫绝。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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